日前，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沙龙第213期讲座在上外逸夫图书馆举行。上外“长江学者”乔国强教授就“美国犹太大屠杀文学” （Holocaust Literature）这一课题作了讲座。

　　乔国强说，人类近现代历史中出现过两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即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以及日本侵华时期的南京大屠杀。悲惨的历史给人类社会带来无数伤痛，造就了无数悲剧。为铭记历史，以大屠杀为背景或主题的文学作品一拨又一拨地出现，形成了“大屠杀文学”的文学类别。

　　乔国强认为，按时间分类，大屠杀文学作品可分为二战前（20世纪30年代前）作品，二战期间作品以及二战后（1945年后）作品；按主题分类则可分为以纳粹为主要对象的作品、以被屠杀者为侧重点的作品还有根据大屠杀幸存者经历写就的作品。当然这些分类没有绝对界限，时常并存。

　　乔国强列举了一些关于“大屠杀文学”的争议性观点，例如诺威克（Peter Novick）的“Why now?”观点：为什么直到80年代后期大屠杀这个话题才被重新提出来并一度成为主流话题？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原因也十分复杂。乔国强给出一些历史事件作为线索，包括以色列建国初期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以及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的许多反犹组织等等。到80年代，犹太社会意识到，由于通婚等原因犹太人人口急剧下降，如果再不提出有关犹太人的社会话题，整个民族都会被时间淹没并消失。这也是诺威克对自己观点的回答。

　　乔国强认为，“大屠杀文学”主题主要可概括为四类：1.直接描述大屠杀；2.犹太幸存者及其创伤；3.探究纳粹观念的来龙去脉；4.探究犹太幸存者和美国当地犹太人以及非犹太人的关系。他以小说《敌人：一个爱的故事》（《Enemies: A Love Story》）为例，讲述了作者如何塑造犹太幸存者的伤痛形象。

　　乔国强说，美国“大屠杀文学”作品有五种创作手段。第一种可形容为“糖衣包裹”（sugar-coated）下的作品，例如《安妮日记》。不少人认为，历史是残酷的，而这本小说描述的爱情故事无法反映出犹太人被屠杀的惨痛，是个包裹了糖衣的作品。第二种作品特点在于“普适化”，即作者以一个非犹太者角度描述犹太族的凄惨遭遇，这样更为客观。第三个手段则是“个人化、琐碎化”，可理解为了体现真实而去神圣化。第四种手段则是从大屠杀亲历者和非亲历者视角进行创作。第五种手段称为“大众化”。

　　乔国强列举了多部文学作品讲述各种“大屠杀文学”的特点，还以贝娄（Saul Bellow）小说《贝拉罗莎暗道》（《The Bellarosa Connection》）作了案例分析，对小说中四个人物、四个场景、四个事件作了精辟分析。乔国强强调，“大屠杀文学”分类不是单一的、独立的，而要综合多方面、多角度，可以小见大，也可横跨多个方面，关键是要有新意，要有独立思考和独立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