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源深教授：外国文学研究的一得之见

外国文学研究应该奉行什么原则，采用什么方法，是一个言人人殊的问题，以下所记仅为一得之见。

坚持批评的独立人格。我始终认为，搞学术研究，包括外国文学研究，研究者都应有自己的个性，即不依附他人的独立性。只有批评者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批评才有生命力。否则，人云亦云，就是再广征博引，话说得再动听，也是苍白的，因为没有自己的东西。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之所以在我国文坛引起巨大反响，就因为他没有步中国批评界的后尘，重复我们说过的话，却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垃圾说”和“不懂外文”说。

有人认为，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要出新很难，因为外国的研究者既无语言障碍，又比我们更熟悉自己的文学，如果研究某一题材有年，更是该说的都已被说尽，再要启口焉能不重复？我却认为，外国学者确有他们的长处，但我们自有我们的优势，只要不跪着去看别人，就不会觉得谁都要比自己高大。我们与外国学者的生存环境不一样，文化传统不一样，意识形态不一样，个体的人生经历也不一样，因此批评的视角会有所不同，看问题的方式各异，观点也不尽相似，只要用心，又不为偏见所左右，我们总会有新的发现，把同一题材的研究推向前进，犹如一个旅行者，踏上异国的景点，常能发现当地人因为司空见惯、审美嗅觉麻木而迷失的东西，发掘出处于湮没之中的大自然之美。

要保持批评的独立人格，必须坚持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对前人的见解要考量，要衡测，要评估，判断其是否正确，而不能因为论家的声誉，或者其外国国籍，想当然地接受，更不能轻易地将其视为指导性理论，全盘用来解读具体作品。外语专业出身的学者，尤其要注意摆脱长期形成的思维奴性，纠正对外国评论家的观点“来者不拒”的态度，可惜这样的态度在当前外国文学评论界不属少数。

要保持批评的独立性，我们不妨运用逆向思维的方式对待他人的观点。例如在众多评论说及作家作品的长处时，你不妨考虑一下有无短处可言，其短处何在？当论家对某一文学现象采取否定态度时，我们应当同时想到有否值得肯定的地方。当评论集中在作家的“男子汉”形象时，是否也可以挖掘一下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如此等等。这种辩证态度有助于全面看待作家作品，防止批评的片面性。

我在撰写《澳大利亚文学史》过程中，对保持批评的独立性深有体会。澳大利亚的殖民主义时期文学，因为诞生在建国之初，母国文学的烙印较深，不少作品的表现方式都是英国文学的移植和模仿，多位澳大利亚评论家对其持否定态度，认为“对我们来说，是全然无用的”。而我却认为，早期文学既然存在过，而且由此衍生出后来的文学，必然有其价值。我在仔细研读了早期小说和诗歌以后，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并进一步发掘出早期文学的两大贡献：一是准确地反映了那个过渡时期的社会存在；二是艺术上为尔后的文学民族化做好了准备。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没有先前的文学“舶来品”的存在，不可能有后来真正的澳大利亚文学。

也许正是由于保持批评的独立性，这部《澳大利亚文学史》出版后获得了国内外同仁的好评。在国外，《澳大利亚书评杂志》称其为“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在国内，根据《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一篇研究文章统计，2000—2004年的5年间，全国被引用的一共11282种外国文学图书中，《澳大利亚文学史》名列被引用最多的前30本书（包括马列、鲁迅论外国文学作品），列第1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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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研究是文学批评的出发点。作家是凭作品说话的，他的意图、观点和用心，都融化在作品之中。而作品本身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存在，形象地展示出作家所要表达的思想。我们研究一个作家时，了解社会背景和作家经历固然需要，但最要紧的是研究作品，也就是文本，文本是一切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研究外国作家也一样，必须熟悉其作品，弄清楚故事结构、人物关系、表现技巧、语言风格、细节描写等，以及通过上述诸方面所透出的信息。对作品的理解力和感悟力，是文学研究的基本功，需要博览群书，细心钻研，提高文学修养和长期努力才能获得。文本研究的功力，往往有助于保持批评的独立性，研究者不会无原则地认同他人的观点，因为他依恃的是文本，而文本比任何权威论点都要可靠。现如今，有些年轻学子对一部作品无法形成自己的看法，对别人发表的观点也难断是非，只好全盘照录。结果论文满纸引文，却很少有自己的见解。而面对一部评论资料不多，或者问世不久的新作，便几乎失语，这恐怕是文本阅读修养不够，缺乏自信之故。

我自己得益于细读文本的习惯，以及在澳大利亚进修文学时的磨练，对文本研究的重要性体会颇深。记得1993年，澳大利亚作家Alex Miller请我去他家吃饭，此前他送我新作《祖先游戏》。为了吃饭时不乏谈资，也免得出现冷场，我事先把《祖先游戏》细读了一遍，并在几乎没有相关评论的情况下，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宾主喝咖啡时，我细谈了对这部作品的理解，甚得主人的赞赏。数月后，Miller获得太平洋地区作家奖，作者在新加坡领奖时，一位读者问及作品的主题。MIller说： “请等一下，让我先谈谈一位中国学者的看法。”然后，他把我的解读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听众，末了加上一句“这就是作品的主题”。此后，作者在多次讲座中都重复了上面的话。再后来，我把自己的想法整理成论文，发表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杂志Meridian上。文中的一个重要论点，被澳大利亚Charles Sturt 大学用作《当代澳大利亚文学》课程期终考试的论述题。我由此体会到抓好作品研究基本功的重要性，想当初如果没有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面对缺乏评论的新作，岂不会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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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求理论和文本的契合。外国文学研究需要抓两头，即既熟悉文本，又熟悉理论，两者缺一不可。只抓前者，批评很可能就事论事，缺乏理性的评判；只有后者，评论会陷于隔靴抓痒，甚至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外国文学研究者应当重视文本研究和理论学习两方面的修养。理论还应当包括我国传统的文论。忘却我国几千年批评的文化传承，而“言必称希腊”，必然会失之于偏。批评要求得理论和文本的完美结合，切忌拿理论去套文本；也要防止削足适履，拿文本去硬凑理论。当然，在批评实践中要做到这些并非易事，笔者本人也与此目标相距甚远，记述于此，谨和同道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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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文章要有文采。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都很重文采，无论是刘勰的《文心雕龙》，还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都是内容含蓄深邃，语言或瑰丽缤纷，或简约朴实，好读耐读，读后令人难忘的文论佳作。反观当前的外国文学批评文章，往往是长句子横陈，新名词堆砌，抽象理论泛滥，不但读来索然寡味，而且也不大好懂，因此其读者只限于少数搞外国文学的“小众”，有时连“小众”们也似堕入五里雾中，结果批评离我们越来越远。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值得我们注意。外国文学批评应该面向大众，至少是喜爱外国文学的大众，文章应当写得明白好懂，有味好读，这样，批评才更有生命力。“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古训应当牢记。